《久别重逢》
作者：范雨素
出版社：十月文艺出版社
(资料图片)
出版时间：2023.1
在满地六便士的世界里仰望月亮
文/李菁
2017年，来自湖北襄阳打火村的“北漂”打工者范雨素以一篇自述体文章《我是范雨素》火遍全网，“北漂、农民工、底层、单身母亲……”，她被大众贴上不同的标签，引发不同群体的广泛讨论。互联网的热度倏忽即逝，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雨素”这个名字逐渐远离了公众的视野。六年过去了，当初巨大的曝光量没有改变范雨素的生活，她依然住在皮村，边打零工边读书、写文章，偶尔参加一些活动。
直到有一天，范雨素提着三个大麻袋走进皮村文学小组的办公室，“这就是我的手稿，十几斤重，大概有一百多万字，写死人了。”北京大学教授、皮村文学小组老师张慧瑜至今依然记得“密密麻麻的信纸上写满了大大的字”。原来，早在《我是范雨素》发表以前，范雨素就已经开始构思并着手写长篇小说了。2012年的春晚上，一则《荆轲刺秦王》的小品引起了范雨素的兴趣。她对孩子们说，“这个小品我能写一个小说，你看你舅爷爷不就像项羽一样。” 她一有时间便读书，查资料，为写小说积极作准备。在发表《我是范雨素》之前，小说已经完成了大半。“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长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就叫《久别重逢》。”
引发关注后有出版社和范雨素主动约稿，编辑对手稿内容提出了一些意见，范雨素不知道该怎么修改，担心书出版不了了，内心很沮丧。张慧瑜知道后与编辑联系要回了手稿，整理成大概六七万字左右的电子版。为了便于推荐，他将小说与范雨素的其他文章全部编辑成一本小册子，陆续发给熟悉的文学编辑，后来都没有回音。范雨素很少问稿子的事，还是一边打工一边写文章，张慧瑜常给她打气，让她不要怀疑文字的价值，既然写出来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兜兜转转直到2021年5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张引墨看到一篇关于范雨素的报道后主动联系张慧瑜要来了书稿。同为女性，她从文字中读出了女性的坚韧和通透，认为这是一本很有价值，又很特殊的书。
就这样，暌违六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了，范雨素与公众亦是“久别重逢”。她说这是一部“与自己的生命相关的书”，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写进这本书里。当年轻的编辑第一次把书送到她手上的时候，她非常开心，“印出来这么看，我觉得我写得挺好，写得挺好。”
很多人认为，《久别重逢》会是《我是范雨素》的加长版，实际上，范雨素却撸起袖子，酿出一杯巫气十足的酒。两个作品都以家族故事为线索，《我是范雨素》是非虚构文章，《久别重逢》是奇幻小说，全然不一样的写作手法。新书的封面带有吴楚文化的神秘玄幻色彩，中间是一棵大桑树，几只五彩斑斓的太阳神鸟环绕其间，树的下方流淌着一条长着无数只“眼睛”的河流。主人公范菊人为了寻找催生灵兽，前往北方挣扎生活，虞姬、西楚霸王等历史人物经历千年后“转世”重逢为范菊人的亲人，文中穿插了“大桑树爷爷、天顺公、催生灵兽、鬼吹灯、漂母、轮回井……”种种奇异意象，充满巫气和灵气，梦境与现实交错，前世与今生交织。
她说，人活一世，总得做点儿什么。出书、当职业作家，是她从没预想过的事情。她创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一个故事来警示、喻示世人。
久别重逢
我分不清有缘千里来相会
和久别重逢
我分不清人生长恨水长东
和不肯过江东
这首诗的片段摘自范雨素创作的同名诗作《久别重逢》，也是奠定整部书基调的“定场诗”。范雨素说，这是一个关于平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小说。小说以家族故事为线索，围绕着女主人公范菊人北上的生活展开，但不同的是，她命运多舛的成长经历和北上求生被披上了一层幻想的外衣，北漂生活化作书中的“寻找催生灵兽”，范菊人成为范天顺的后代，乡亲们都是古代帝王将相的“转世”，他们今生的爱恨纠缠和苦难被赋予生命轮回意味的浪漫色彩。
由于书中内容很跳脱，时而做梦，时而穿越，还夹杂一些物理名词、古诗词，虚虚实实，这让习惯《我是范雨素》文风的人很不适应。曾有出版社编辑建议将“穿越”“奇幻”的情节全部删除，原书内容以非虚构的形式呈现。这让范雨素犯了难，最后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出版的事也不了了之。她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些日常琐碎的事情没有新意，农民工进城奋斗的故事我不擅长也没有激情，更写不过专业作家，不如换一个赛道，写成奇幻作品。”
张引墨对这部书爱不释手，边看边在空白地方写下“真好看”三个字。作为经历过长期专业文字训练的资深编辑，这本书给她最大的感受是真实和犀利，直截了当的文字背后所展现的蓬勃生命力让范雨素像“怪兽”一样跳出来。张引墨和同事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编辑稿件，力图呈现作品最完美的样貌。她们就文字的修改、文本的呈现、章节的编排等问题进行很多讨论，书的出版进度也比预想的滞后了好几个月。最终的成书还收录了和范雨素相关的文章，包括她的其他散文随笔、采访等。在张引墨看来，范雨素是一位特殊的作者，经历、思考、身份都是她的文字的一部分。《久别重逢》可以看作是范雨素浓缩的人生，也是她构筑的文学世界，她的一年抵普通人的十年、二十年，所以很难用普通的长篇小说、散文集的标准来归类和理解。
张慧瑜在评论文章中将《久别重逢》比作21世纪的“生死场”。他认为，《久别重逢》将《我是范雨素》放在一个更宏大、更历史的视野中呈现。从这个角度看，《久别重逢》依然是“我”的精神自传，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问题。评论家鲁太光从书中看到作者对尊严执着地追求，特别是即使自己在世间受尽炎凉，但仍不忘向这个世界输出温暖与尊重，实属不易。小说还体现出一种稀有的自我想象、构建能力，展现作者豁达大气的人生格局。
很多范雨素的工友读完后仿佛做了一场梦，觉得范雨素像一位“神道”（女巫之意），让人害怕。也有人将“盗墓”情节信以为真，质问她为什么将如此私密的细节写进书里。谈到这里，范雨素就乐得不行，“我写得这么好呀让他们都认为这是真的”，她反问这些工友们，“我天天和你们一起干活，你们觉得我像神道吗？”对此她感到很高兴，原来自己写出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梦的代入感最强，“所以人家才能一下记得住（这么多情节）”。
虽然有周围很多人的肯定和鼓励，范雨素对写作还是信心不足，她很清楚自己写作上的问题。不是科班出身、从来没有受过专业写作训练、日常要养家糊口无法抽出更多时间练笔都是硬伤，对不会具体描写场景、心理描写欠缺等写作技巧上的问题也有所察觉。有人曾建议她将《久别重逢》写成《秋园》或者《活着》的样子，她实在不知道如何改，按照她的写法，《活着》可能就变成了几万字的“故事提要”。她对细节描写的生疏，一部分源自写作经验的不足，另外则出于一种微妙心理——她总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生百态看得多了，那些琐碎的细节“不值得一写”。随着新书的出版，她的写作心态也发生了改变，她不再排斥构建场景和书写细节，只是现在依然不得章法，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她表示愿意接受专业的文字训练或者与专业作家交流。
很多编辑都很欣赏她简洁犀利的文风，范雨素将这种“犀利”解释为“不懂事”，“糊里糊涂的人才犀利”。因为不通社会规则和人情世故，也不懂太多写作套路，她的创作少了很多圆滑油腻，文字真挚打动人心。也正因为坦诚与真挚，这些年范雨素文章里展现的家族故事引来一些议论，对此她懒得理会，“在陌生的社会谁也不认识谁，谁知道我呀。”家里哥哥姐姐都以沉默回应她的写作，几年前侄子用手机给她大哥看了正午发表的文章《农民大哥》，看过后大哥没有说一句话。在范雨素眼里，自己的亲人都是有魏晋风度的名士，他们从小便饱读诗书，看了太多就会觉得“人间不值得”，自己的故事无足轻重，不值一提，至于书里具体写了什么，他们更没有兴趣了解。而范雨素也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文字有所期待，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懂文学不一定能让人将日子过得好。
“虫洞里瞬间千年，当我们的灵魂进驻肉体时，经过排列组合，我们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儿时的范雨素爱看小说，思维活跃，喜欢将书本的内容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她总觉得家人的前世今生的缘分好像冥冥之中天注定。比如舅母长得那么漂亮为何不像书里写的那样容易被欺负？大伯曾经是国民党的电报员，为何可以落得善终？后来才知道，舅舅力气特别大，这是舅母在农村不受欺负的主要原因。这些原本是孩提时天真的联想和疑问在多年后成为了创作灵感。为了便于将故事和人物串联起来，逻辑上自洽，她翻遍史料，最后决定将自己的家族设定为范天顺的后人，因为前世的缘分，大家今生聚集在打火村生活。
书中所有的因缘际会都是久别重逢，而现实的愁苦也被巫气荡然的描写所消解。阅读这部小说时仿佛从现实跃入纷繁错乱的高维空间，在那里，时间、身份和物种的界限被打破，帝王将相同时也是草芥小民。范雨素一直执念于心的，是“平等”二字。在范雨素看来，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先都是农民，所以，因血脉渊源之故，当下的人都应当学会对苦难共情，不可忘本。同时，如果追溯到更加遥远的过去，每个中国人都曾有过辉煌的家族史。每个人都曾辉煌过，亦曾卑微过，所以众生是平等的。
书籍是一种力量
无论是新书《久别重逢》还是文章《我是范雨素》，“北漂”“皮村”都成为范雨素绕不开的词。在小说中，她将北漂的经历描绘为“寻找催生灵兽之旅”，猎奇中又带着魔幻色彩，可惜，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多奇幻故事。1994年春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关于北京崇文门三角地的深度报道。此时二十岁的范雨素对未来充满憧憬又懵懂，怀揣着“想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的朴素信念，毅然只身闯荡北京。崇文门三角地是一个自发的劳务市场，她开始在这等工、谋生。卖旧书，做家政工、育儿嫂，她始终挣扎在生存线上，后来遇人不淑，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独自抚养她们长大。
多年后回忆起来，范雨素觉得自己赶上了北京发展的最好时代，只要一门心思“赚大钱”，挣钱很容易。事实上，除了她自己，当年身边所有人基本都“发达”了。她将赚钱失败归因于“北漂”的动机，别人来北京单纯是为了赚钱，目标明确行动力强；而自己是来看远方的，心思不一样，赚钱的动力自然不能同日而语。早年还年轻气盛的时候，范雨素也羡慕过那些发财的人。因为住在皮村，这里人员复杂，她结识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书中“北漂盗墓者”中的盗墓情节就是取材自她身边盗墓者的亲身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到处都是工地，国贸一带还是稻田，盗墓者经常带着专业的“铁签子”往地上扎，根据扎的深度、土的松动程度和颜色辨认地下是否有墓地。她常能看到他们的妻子每周六去基督教堂祷告，不是因为心存愧疚去赎罪，而是单纯的祈祷“事业”顺利。
现在回忆起来，范雨素笑个不停，承认自己当年艳羡的“眼睛直发光”，那种感觉刻骨铭心。但她并不后悔自己过得如此辛苦却没有发财过上富足的生活。她认识一个在北京发迹的熟人，发了财却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最后出家做了和尚。范雨素觉得这是一种宿命，即便一个人变得富有，如果没有精神支撑也很难很好地活下去。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了强大的精神世界和信念，那么她的人生还一定需要赚取更多的物质取悦自己吗？她形容自己“又傻又倔”，偏偏要和世俗的观念和社会默认的规则作对。自己没有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赚钱上，是因为将打工以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对她而言，打工赚来的钱能够养活自己和孩子，支撑她在额外的时间享受阅读就已足够。她热爱阅读，热爱文学，甚至两次离开家寻找远方，也是文学给予的勇气。
从书中，她看到了无数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也看到了“身虽未至而心向往之”的广阔世界。读多了书，就像多活了几次人生，“太阳底下无新事”，无论身处何种窘境也看得淡了，对他人的苦难也更能共情。她曾在纪录片《梦与路：小镇青年 双面人生》中谈到读书的意义：读书一可以不卑不亢地活着，二可以使人心灵干净。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是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水的洗礼，会一次比一次干净。一个人每天看书可能记不住什么，但潜意识里会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读书让她对待生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对自己清晰的认知，不卑不亢。收获关注后，她第一个想法是“交了稿子后赶紧找份工作，做育儿嫂，做小时工，做保洁都可以，赶紧找一个工作干活。”曾有网站向她抛出橄榄枝，邀请她去做编辑，被她婉拒了。她觉得自己只擅长阅读，能够辨别文章的优劣，编辑稿子并不在行。也有出版公司邀请她参加活动，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坐一天就给一笔不菲的出场费，她觉得这是在消费自己的名声，回绝的更加干脆。甚至对于在网络爆火这件事，她也秉承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和北京高物价相比，稿费不过杯水车薪，她很实际，生存是第一位的。但“出名”这件事还是为范雨素和其他人带来很多积极影响，她变得更加自信，以前就像蚂蚁一样一刻不敢停歇，现在可以停下来歇一歇了。这种“被看见”也吸引了很多慕名前来找她的家政女工，她们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力量。
这几年，她在一些工友或者农民的征文比赛里当评委，看到很多农民朋友寄来的文章，他们很多人割麦子到半夜十二点还要再坚持写上两个钟头，对写作毫无功利心，却像树一样努力生长，因为向上才有阳光，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她说，写作和种庄稼是一样的，天天种就熟悉了。一个人要认认真真一步一个脚印地担负起自己生命的责任，给生命赋予意义。正因如此，她从来没有过所谓的“精神内耗”。不仅因为每天的生活很忙碌，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会带她走向更高维的空间，再往回看，三维空间的苦难就像降维打击一样不值一提。
这种心态也体现在这本新书中，读到后面越发感受到一种悲悯和温情。但是，范雨素对人世间苦难的看淡并非麻木不仁，而是隐藏着坚硬的内核。范雨素始终犟着一股劲儿，一股面对命运不公和阶层歧视勇敢抗争的劲儿。
她在书中提到一段当育儿嫂的经历，因为被诬蔑“没给宝宝盖被子”而被雇主踢了一脚，上门的警察也偏袒雇主，这让范雨素感到莫大的屈辱。她找法律援助想要起诉，最终因为成本过高而作罢。几年前她在一次采访中曾透露，想将这段文字删掉，成书最终还是保留了。经过几番考虑，她还是想刺破黑暗，打破弱者面对不公时失语的状态。她想替她们发声，通过文字告诉公众，自己遭遇的不公是每个家政人员都可能遇到的常态。她这样写：我找不到答案，我所能做的只是尽我的能力给所有感觉不到尊严的人一个温暖的仪式。
她拒绝接受一切或悲悯或俯视的目光。她在《人物》“2018年度面孔•女性力量盛典”演讲中有力地说出“我们这个劳动人民的群体，不需要被同情，不需要被批判，我们不光鲜，不靓丽，但我们都是和野草一样有生命力的人。”在接受《北京时间》采访时，她也直言“我这四十多年，在别人眼里一直过得是凄凄惨惨的生活，但我个人不这么看，我个人觉得就是那种简单生活，有着强大的内心对抗外部环境，这样的生活我很满意，很满足。”
中国的第欧根尼
范雨素的被关注始终伴随着不同的声音。有些人觉得她“身份意义大于文本价值”，有些人将她和职业作家比，以此质疑她的文学专业性。不可否认的是，她的作品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带来一种异质性，拓展了国内“打工文学”的创作视野和丰富性。
青年学者张梦莹在论文《底层的自我表述 : 以余秀华和范雨素为例》中谈到，与国内许多作家带有不同程度的俯视视角描写打工者不同，由于范雨素自己是打工者的一员，因而以平视的视角描写他们的生活，不设道德判断，除此，她亦平视自己的雇主，在其对社会不公的控诉中看出她对平等的渴望。无论是范雨素还是余秀华，恰因她们身处于生活的困境中，经过多年的内心思索和自省，生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思索方式，因而其底层经验进入文本自有其独特的面貌。
这一文化现象也被国外学者、作家所捕捉，甚至吸引到意大利工人作家阿尔贝托•普鲁内蒂（Alberto Prunetti）的注意，写在了《新的working class写作：以面包与玫瑰的名义》一文中。意大利汉学家费德在北大当访问学者期间曾多次和范雨素聊起文学，感叹于她对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作品的熟悉。
卡尔维诺作品的怪异荒诞和一眼看透世界的本质让范雨素尤为印象深刻。聊起文学阅读，她兴趣盎然地谈到几位最喜欢的作家，包括卡尔维诺、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的作品，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刘宇昆的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余华和刘震云的早期作品等等。她对卡夫卡的《变形记》评价并不高，“一个人变成了虫子才见识到世态炎凉，这不值一提。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即便没有变成虫子，一个人每天看到的也是世态炎凉。”
携新书再次走入媒体与公众视野，她将自己比喻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剖片”，被很多记者观察、记录。但是，新媒体下的喧嚣，无数读者的留言“写得真好”也只是止步于惊讶，他们诧异于一个普通打工者竟然喜欢读书，而且文章还可以写得这么好。
而“文学”“知识”没有改变她以及她这个群体的人生悲剧和现实困境，这让很多有着“知识改变命运”思维惯性的人有一丝幻灭。范雨素的原生家庭具有浓郁的知识氛围，哥哥姐姐父亲热爱读书，她本人也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但是，这些都无法挽救她并不顺遂的一生。对此，人类学家项飙在社会学著作《把自己作为方法》中也谈到，大家关切并不是她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生活，而是，她本该在中心，结果落在了边缘，有一种悲剧感。所以很多人在评论中不约而同提到“命运”，都是“不认命”的态度。
在皮村，还有很多和范雨素一样视文学为生命的普通劳动者，郭福来、李若、施洪丽、徐克铎……他们是布展工、地摊小贩、顶棚匠、业余演员，他们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创作者，不满足于被他者凝视，务工之余，他们勤勉写作，用文字大声说：我存在。2022年，他们的作品被收录于世纪文景出版的《劳动者的星辰》一书中。
采访范雨素的时候，脑海里不自觉地想起曾给央视《半边天》栏目写信的陕北农妇刘小样。她在信中说，“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年轻时，她靠家里的收音机倾听世界的声音，在田垄地头间听完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节目播出后，她真的走出家乡，去了很多地方打工，北京、贵州、江苏，兜兜转转一圈后还是选择回家“落叶生根”，因为走到哪里都改变不了内心的空虚。
范雨素很像刘小样，却又不像。她们都是追求精神自由的农村女性，最终勇敢踏出了第一步，寻找另一种生活。但是文学让范雨素走得更远，更坚定。文学就像长在她内心的一杆秤，让她不管面临何种处境都波澜不惊，精神世界充盈、通透，对自身和写作有着清醒的认知。“我人生的每一部分都靠着文学记忆的”，她说。
小时，范雨素曾幻想着当中国的第欧根尼，因为第欧根尼不用上班上学，摒弃了世俗欲望，活得潇洒自在。现在还想当第欧根尼吗？我问她。她笑了，说北方太冷，不适合躺在墙角。现在的范雨素像是“大隐隐于市”的第欧根尼，以书为藤索，一边在文学构筑的精神世界里尽情遨游，一边对名利的诱惑等闲视之。虽然她说《久别重逢》是自己唯一一部书，但是未来的事谁能说得准呢，如果未来有合适的题材和契机，她愿意在创作上进行更多尝试。
作者简介
范雨素
范雨素生于1973年，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人，现在北京做育儿嫂，她与几十位有文学兴趣的打工者组成了皮村文学小组。
2017年4月，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发表了她的一篇文章《我是范雨素》，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文章突破10万 的点击量，在微信朋友圈里广泛流传。关于北漂、打工者、城中村等话题引爆全/网，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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